浅析印顺导师人间佛教思想

我们知道,人间佛教的思想,是印顺法师在太虚大师“人生佛教”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,虽然与他出家前接触到的家乡的现实佛教也有关系,但与国学大师梁漱溟“离佛归儒”原因说明的刺激更有直接的关系。一九三八年冬,当梁漱溟在汉藏教理院演讲中提到佛教缺乏“此时、此地、此人”的关怀时,这六个字猛烈地拨动了印顺法师的心弦:“吾闻而思之,深觉不特梁氏之为然,宋明理学之出佛归儒,亦未尝不缘此一念也。佛教之遍十方界,尽未来际,度一切有情,心量广大,非不善也。然不假以本末先后之辨,任重致远之行,而竟为‘三生取办’,‘一生圆证’,‘即身成佛’之谈,事大而急功,无惑乎佛教之言高而行卑也!吾心疑甚,殊不安。”

 

“吾心疑甚,殊不安”,比梁淑溟的“此时,此地,此人”的疑惑,仅仅增加了一个字。但就是凭着这七个字的力量,印顺法师上下求索,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人间佛教的崭新画面!

 

带着这不安的心情,印顺法师一九四零年来到了贵州贵阳的大觉精舍。在这里,他完成了《唯识学探源》的写作。正是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,印顺法师读到了《增壹阿含经》中的一句话:“諸佛皆出人間,終不在天上成佛也”,顿时有所领悟。他回想到以前在普陀山阅读《阿含经》与各部广《律》时所产生的现实人间的亲切感、真实感,开始深信佛法是“佛在人间”、“以人类为本”的佛法。他认为,佛不是天神、天使,是在人间修行成佛的;也只有生在人间,才能受持佛法,体悟真理,而得正觉的自在解脱。“佛出人间”,佛的教化,是现实人间自觉觉他的大道,所以佛法是“人间佛教”,而不应该趋于鬼化、神化。显然,《增一阿含经》中的这一句话,仿佛是一口被重新发掘的泉眼,佛教不再是脱离社会、脱离人类的古代文物。在印顺法师看来,这一句话完全可以消解梁淑溟对佛教的质疑:“释尊之为教,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,立三世而重現在,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类为本。释尊之本教,初不与末流之圆融者同,动言十方世界,一切有情也,吾为之喜极而泪。”

 

 

印顺法师之所以对“人本的大乘法”充满信心,主要在于他认为人间佛教具有三个基本的理论基础。一是“法与律的合一”。他认为佛陀所创建的根本佛教,“法”与“律”相互应协调,密不可分。“律”作为僧人集体生活、修行的准则,与世间律制具有类似的功能。二者缺一不可。现代修学菩萨行的,必须给予佛教的“律”应有的尊重。正是具有了这样的认识,印顺法师在此后创建自己的僧团中,不仅强调佛法的学习与体悟,更加强调对“律”的尊重与恪守。二是“缘起与空的统一”。印顺法师认为:“缘起与性空的统一,他的出发点是缘起,是缘起的众生,尤其是人本的立场。因为,如泛说一切缘起,每落于宇宙论的,容易离开众生为本的佛法,如泛说一切众生,即不能把握‘佛出人间’,‘即人成佛’的精义。”三是“自利与利他的合一”。大乘佛教一直主张,菩萨的自利,主要是从利他中得来,一切与利他行相应。所以,凡是不为自己著想,存着利他的悲心而作有利众生的事,就是实践菩萨行,趣向佛果了。自利利他,是同时成就的。

 

就“契机”来说,印顺法师结合现代中国人的特点,站在时代的高度,总结出如下三点:一是“青年时代”。他认为当前的这个时代,“少壮的青年,渐演变为社会的领导中心”。因此,当前弘扬人间佛教,摄化的当机应以青年为主。虽然“了生死”还是佛法的大事,但修学大乘应以“利他为先”。只有青年发心修学,才是发扬真正大乘的因素。实际上,大乘法中的文殊、善财等,均现青年身,“这不是菩萨偏心,而是青年人具足了适宜于修学大乘的条件。人间佛教的动向,主要是培养青年人的信心,发心修菩萨行。如不能养成人间的菩萨风气,依旧着重少数人的急证,或多数而偏于消极的信仰,那对于中国佛教的前途,光明是太微茫了!”
二是“处世时代”。与中国传统佛教的“出家”即“出世”形象不同,印顺法师认为,“处世”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倾向,这与大乘菩萨“以出世精神,作入世事业”的特征是合拍的。大乘法中,在家菩萨占绝大多数,并且通常都生活在通都大邑、人烟稠密的地方利益众生、弘通佛法。因此,“时代倾向于恋世,唯有大乘的入世,才能吻合现代的根机,引发广泛的同情,而渐化贪嗔的毒根”。时代不同了,隐遁深山以延续佛法的不得已的做法,已经过时。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,佛教本来是在人间的,只要有人住的地方,就应该到处去作种种利人的事业,传播大乘法音。在不离世事、不离众生的情况下,净化自己,觉悟自己。三是“集体时代”。佛教本来是重视团体生活的,现代社会也倾向于此。照佛“律”的指示,要生活在团体中,才能真实的自利利他。
“这样的集团生活,做到‘知过必改’,人人向上,和乐共处,养成光风霁月的胸襟,清净庄严的品格。净化自己,健全佛教,发扬正法,一切都从此中实现出来。”显然,这也是印顺法师创建自己理想僧团的目标所在。

 

其次,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的异同。他认为太虚大师之所以倡导“人生佛教”,有两个意思:一是对治,与中国佛教的末流——重死重鬼的现象与流弊相区别;二是显正,“依著人乘正法,先修成完善的人格,保持人乘的业报,……由此向上增进,乃可进趣大乘行”,所谓“仰止唯佛陀,完成在人格,人成即佛成,是名真现实”,即是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本意。印顺法师进一步认为,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,在“显正”方面大致相近,但在“对治”方面,实有更重要的理由。他说:

 

“人在五趣中的位置,恰好是在中间。在人的上面有天堂;下面有地狱;饿鬼与畜生,可说在人间的旁边,而也可通于上下。……佛教是宗教,有五趣说,如不能重视人间,那么如重视鬼、畜一边,会变为著重于鬼与死亡的,近于鬼教。如著重羡慕那天神(仙、鬼)一边,即使修行学佛,也会成为著重于神与永生(长寿、长生)的,近于神教。神、鬼的可分而不可分,即会变成又神又鬼的,神化、巫化了的佛教。这不但中国流于死鬼的偏向,印度后期的佛教,也流于天神的混滥。如印度的后期佛教,背弃了佛教的真义,不以人为本而以天为本(初重于一神倾向的梵天,后来重于泛神倾向的帝释天),使佛法受到非常的变化。所以特提‘人间’二字来对治他……。真正的佛教,是人间的,唯有人间的佛教,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。所以,我们应继承‘人生佛教’的真义,来发扬人间的佛教。我们首先应记著:在无边佛法中,人间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的,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。”

 

第三,印顺法师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中,进一步揭举出“三宝在人间”的现实关怀。他说:“佛法无边,实不外乎三宝。”三世、十方,佛虽有极多,但其要义,无非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理普遍而正确的觉悟,以及悲智一切功德的圆满。从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来看,释迦牟尼佛毕竟不是天神、鬼怪,他在《增一阿含经》中老实的说“佛世尊皆出人间,非由天而得也”,又说“我今亦是人数”,足见佛是由人而成的,不过佛的断惑究竟、悲智功德,一切到达无上圆满的境地而已。佛在人间时,一样的穿衣、吃饭、来去出入。就“法”宝而言,释迦牟尼所证觉的诸法实相与修行之道,重点到底是为了人间的人类。十二缘起、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的分类,都是依人类而分别的,天国、畜生就没有律仪戒。所以,可以肯定地说,“法”本是为人类而说的。至于“僧”宝,不用说,更是在人间的了。因此,印顺法师指出,佛出人间,为人说人法。所以我们必须立定“佛在人间”的本教,才不会变质而成为重死亡的鬼教,或重长生的神教。因此,印顺法师响亮地宣称:“我们是人,需要的是人的佛教。应以此抉择佛教,使佛教恢复在人间的本有的光明!”

 

第四,创造净土与往生净土都是佛法中的应有之义,不应偏颇。在一九五一年冬所讲的《净土新论》中,印顺法师不仅承认净土信仰在佛法中的重要地位与意义,而且进一步根据佛教的历史与义理,拓宽了传统净土信仰的视野,强调了创造人间净土的重要性。他说:“佛教的净土与念佛,不单是西方净土,也不单是称念佛名。”在他看来,净土是所有佛教徒共仰共趋的理想界,如天台、贤首、唯识、三论以及禅宗,都可以修净土行,弘扬净土。净土之“净”,是对治杂染的,具有积极的意义,不仅是一尘不染的无染污,也含摄美妙与圣洁的意义,实际上也表达着超越世俗的真美善的统一。这样,净土就具有了现实人间的亲切感,也拉近了在人间成佛的希望。

 

基于这样的认识,印顺法师认为,佛法实可总结他的精义为“净”,净是佛法的核心。他说:“声闻乘所重的,是众生的身心清净,重在离烦恼,而显发自心的无漏清净。大乘,不但求众生清净,还要刹土清净。有众生就有环境,如鸟有鸟的世界,蜂有蜂的世界;有情都有他的活动场所。众生为正报,世界为依报,依即依止而活动的地方。如学佛而专重自身的清净,即与声闻乘同。从自身清净,而更求刹土的清净,(这就含摄了利益众生的成熟众生),才显出大乘佛法的特色。所以,学大乘法,要从两方面学,即修福德与智慧。约偏胜说,福德能感成世界清净,智慧能做到身心清净。离福而修慧,离慧而修福,是不像大乘根器的。……修福修慧,也是依此净化众生与世界为目的的。这样,到了成佛,就得二圆满:一、法身圆满,二、净土圆满,众生有依报,佛也有依报,一切达到理想的圆满,才是真正成佛。了解此,就知净土思想与大乘佛教,实有不可分离的关系。”

 

印顺法师将净土讲到这个程度,的确具有新意,称之为“新论”并不为过。更重要的是,印顺法师后来还将这种思想演化成了他的具体实践,他在台湾的两个著名道场“福严精舍”和“慧日讲堂”的建构,明显体现出他对于净土理想的追求。在这种意义上,将印顺法师称之为“净土行者”,似乎也并不过分。如果结合他所说的“净土的信仰,不可诽拨;离净土就无大乘”的话,似乎更不能怀疑他的净土修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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